「网络国家」之我见

2022 Jul 13 See all posts


「网络国家」之我见

感谢 付航 ，Roy，Zik 和其他的GreenpillCN社区参与者翻译

7 月 4 日，巴拉吉-斯里尼瓦山（Balaji Srinivasan）发表了人们 期待已久的新书，描绘他心目中对「网络国家」的愿景：社区纷纷围绕着各自的愿景组织运作起来，起初是各类线上俱乐部，但随着不断树立起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最终大到足以寻求政治自治，甚至谋求外交承认。

网络国家可以视为一种尝试，它试图成为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体系的继承者：巴拉吉本人屡次夸赞《主权个人》一书（参见我的小 读后感），认为它是重要的读物和灵感源泉。但同时，他也与该书的思想在一些主要方面存在分野，集中体现在他在新作中对社会关系中非个人主义和非货币层面的许多论述，比如关于道德准则和社区。网络国家还可以看成是另一种尝试，即：为加密领域勾勒出可能更为宏大的政治叙事。与其在互联网的角落里画地为牢，与广阔的世界脱节，区块链更可以在组织大部分人类社会的新途径中，发挥核心的作用。

这些都可谓是千金之诺。网络国家能够不负所期吗？它是否能切实提供激动人心的裨益？我们先按下网络国家的种种功德不表，把这样一个想法与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绑定起来，真的说的通吗？另一方面，这样的世界愿景是否遗漏掉了任何至关重要的东西？本文试图展现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目录

什么是网络国家？

巴拉吉给出了几个简短的定义，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网络国家。首先，他用一句话定义：

网络国家是目标高度一致的网络社区，有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能够在世界各地众筹领土，最终获得既有国家的外交承认。

上述这句话到目前为止并无争议。创造一个新的网络社区，当成长到足够大的时候，在线下将其实体化，并且最终通过谈判来尝试获得某种地位。在这样一个定义下，无论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人，几乎都能够找寻到自己支持的某些形态的网络国家。但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更长版本的定义：

网络国家就是一个社会网络，它有着道德层面的创新、国民意识和公认的创始人；其集体有行动力，成员个人则文明谦恭；它集成了加密货币，基于共识设立政府，权力由社会智能合约限制；众筹而来的列岛是其真实领土，首都则是虚拟的；通过链上普查来证实其人口、收入和地产规模，使其足以赢得某种程度的外交承认。

此处，这一概念开始得到主观上的强化：我们并不仅仅是在谈论网络社区的一般性概念，不是那些具有集体能动性并且最终尝试在土地上实体化的网络社区；我们所谈论的是在巴拉吉的愿景中网络国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支持广义上的网络国家，但不同意巴拉吉对网络国家应具有何种属性持不同意见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说，如果你还没有成为「加密新信徒」， 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集成加密货币」在这个网络国家的概念里如此重要——虽然巴拉吉在稍后的章节里为他的选择进行了辩护。

最后，他将巴拉吉式网络国家的概念扩展成了更长的版本：先是一篇「千字文」（显然，巴拉吉式网络国家采用了 八进制，因为实际字数恰好是 512=8^3）；然后，是一篇 论文，最后，是这本书末尾的 整整一章。

当然，还附了 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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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吉不惜连篇累牍加以强调的重要观点是，任何成功的新社区都无可避免地需要道德这一成分。他写道：

在这次谈话的 11 分钟处，保罗·约翰逊给出了一个简短的答案。他指出，美洲殖民早期，宗教性殖民地的成功率比盈利性殖民高，因为前者有使命感。略长一点的答案则是，在一个初创社会，你不是去请求人们购买某个产品（经济性的、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营销），而是请求他们加入一个社区（文化层面上的、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宣传）。

宗教社群的承诺悖论（commitment paradox）是关键：与人们的直觉相反，对成员要求最高的宗教社群反而最为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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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巴拉吉主义与更加传统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截然不同之处——后者的理想型是无害化的、去政治化的、缺乏激情的消费主义「末人」（last man）。与自由论者稻草人式的诡辩不同，巴拉吉并不相信任何东西都「仅仅是一件消费品」。相反，他极力强调社会规范对凝聚力的重要性，以及，让价值观附带一点所谓的宗教性，才能让一个特定网络国家真正有别于外部世界。正如巴拉吉在 这期播客 的 18：20 处所说，如今大多数试图建立私人国家的自由论者就如同「没了犹太教的犹太复国主义」，而这也正是他们失败的关键原因。

这种认识并不是全新的。其实，安东尼奥-加西亚-马丁内斯（ Antonio Garcia Martinez ）对巴拉吉较早前有关主权—个人观点的批评正是着力于此（详见 这档播客约 27:00 处）。巴拉吉曾赞赏那些身处迈阿密的古巴流亡者，称他们坚韧不拔。这些人＂或许不太理性地声称，迈阿密是我们的新家园，是我们最后的庇护所＂。而福山（ Fukuyama ）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指出：

这个城邦，也像现实中的城邦一样，有外敌，需要抵御外部攻击。因此它需要一个护卫者阶层，勇敢且富于公德心，愿意为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物质欲望。苏格拉底不相信这样的勇敢和公德精神产生于对开明自利的精明算计。相反，它们必然源自激情（thymos），根植于护卫者阶层对其自身和自己的城邦所抱持的正义感、自豪感之中，以及对那些胆敢威胁到这份骄傲的人所可能产生的非理性的愤怒。

巴拉吉在《网络国家》中的观点，我姑且做出这样的阐释：我们的确需要那些不仅由经济利益，也由道德力量绑定在一起的政治团体，虽然如此，我们却不必将自己束缚在现今任何特定的政治团体上，它们已经漏洞百出，而且越来越无法代表民众的价值观。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创造出新的更好的集体，而巴拉吉的 七步走方略 给出了实现方法。

我们能建设什么样的网络国家？

巴拉吉提出了关于网络国家的一些设想，我将其精简为两个主要方向：沉浸型的生活方式，和倡导科技的监管创新。

关于沉浸型的生活方式，巴拉吉常用为健康而组建的网络国家为例：

接下来，让我们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网络群岛（拥有物理据点），但尚未成为完全的网络国家（未获得外交承认）——我们叫它 Keto Kosher（无糖社会）。

这得从美国农业部糟糕的食物金字塔说起，这个重谷物的畸形模型，为全球企业高糖化和肥胖症的流行提供了掩护......人们可以组建一个网络社区，在世界各处众筹置产，像是公寓楼、健身房，甚至最后或许是孤街小镇。你没准儿可以实施极端的禁糖措施，完全将加工食品和糖类阻止在边境以外，从而实践某种无糖社会。

你能够想象出这类初创社会的各种不同形态，比如「食肉社区」，或者「史前饮食社区」等。这些都是在同一个大领域内互相竞争的初创社会，在同一个主题下不断迭代。如果成功，这样的一个社会就不会止步于无糖议题。它会开始围绕健身和锻炼设定默认的文化规范。或者，它可能会为社区成员批量采购连续血糖监测仪或订购降血糖药物。 >

严格来说，这些都不需要任何外交承认或者甚至政治自治。然而也许长远来看，这类飞地可能会为其成员展开谋求更低医保费用和医保税的谈判。那么，什么情况下的确需要自治权呢？试想，要设立一个医疗创新自由区会怎么样？

现在，让我们举一个更难的例子，将会需要一个完整的、获得外交承认的网络国家。那就是医疗主权区——一个没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社会。

亨宁格（ Henninger ）曾阐述过 FDA 所导致的药品延迟上市问题，而塔巴洛克（ Tabarrok ）也曾揭示过 FDA 对所谓「超药物说明书」处方的干涉。于是，你开创了自己的初创社会。你指出数百万人因为 FDA 的政策丧生，像 ACT－UP （译者按：一个呼吁结束艾滋病蔓延的全球组织）那样发放 T 恤，为未来居民播放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对所有新成员表明你医疗主权事业的正义性......

对于美国之外的案例，你的初创社会可能会获得，比方说，马耳他 FDA 的支持，乘着这股东风设立新的生物医疗体制。在美国国内的话，你将会需要一位州长来宣告成为生物医疗庇护州，就好像一个宣告不会强制执行联邦移民法案的庇护市，一个庇护州将宣告其不会执行 FDA 的法令。 >

人们可以为这两类情况做出更多的设想。可以有一个区域，人们可以赤裸身体四处走动。这样的区域一方面保护了你这么做的法定权利，一方面通过创造出人人裸体的环境，让你感到安心。或者，可以有一个区域，所有人只能穿基本款的素色服装，这样就可以打消人们为了比别人好看而大手大脚花钱的念头，从而劝阻这类争夺地位的零和游戏。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专为加密货币用户提供的国际社区，要求所有店家都接受加密货币，并且干脆需要 NFT 才能进入这个区域。或者，我们还可以弄一块飞地，让激进的运输和无人机派送实验合法化，接受更高的个人安全风险，换取参与科技前沿的特权，并有望为全世界设立典范。

所有这些案例的共性就在于，它体现了拥有一个物理区域的价值。至少要有几公顷的土地，让你那个网络国家的独特规则得以实施。当然，你个人可以坚持只在健康的餐厅吃饭，并且去每家餐厅前都认真做攻略。但，如果能划出一袭土地，在这一方地面上，无论去哪儿都能保证你个人的标准得到满足，事情就简单多了。当然，你可以游说当地政府收紧健康和安全法规。但如果这样做，你就得冒着和完全不同偏好的人们发生摩擦的风险，并且存在 将贫困人群排挤出经济系统 的风险。一个网络国家则提供了一条温和的路线。

巴拉吉式网络国家的大政治观是什么？

这本书有一个引人好奇的特点。读者几乎立即会意识到，它有时像是两本书的结合：有时是一本关于网络国家概念的书，有时则展现出巴拉吉本人宏大的政治观理论。

巴拉吉的大政治观颇为显眼，而且妙趣横生。开篇不久，他就用了一些趣闻来引诱读者......好吧，我直接引用如下：

德国将列宁送回俄罗斯，可能是动摇战时对手的策略的一部分。安东尼-萨顿（Antony Sutton）的书，则对对某些华尔街银行家如何赞助俄罗斯革命的传闻有所记叙（以及数年后，另一批华尔街银行家又赞助了纳粹）。革命前，托洛茨基在纽约待过一段时间，一些美国人比如约翰-里德（John Reed）的宣传性报道帮助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事实上，里德给苏联人帮了大忙（扭曲了外界对革命性质的认识），以至于死后被葬在了克里姆林宫墙脚下。是不是感到惊讶：俄国革命并不是完全由俄国人完成，而是有德国人和美国人这些外部力量的深度参与。拥有纽约时报的苏尔兹伯里家族（The Ochs-Sulzberger family）曾经蓄奴，但在 1619 年的报道中他们却只字未提。鼓吹苏联，掩盖其在乌克兰制造饥荒使之屈服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特（Walter Duranty）却获得了普利策奖，比泰晤士报早了 90 年。

在题为「新闻掺假，何况历史」一章中，你能找到一堆更加耸动的例子。这些例子貌似随性，但其实是刻意为之：其首要目的是将读者从既有的世界观中激震出来，这样他们才能够开始接受巴拉吉自己的理论。

但很快，巴拉吉的举例的确开始指向一些更具体的主题：对美国左翼「觉醒派」的极度厌恶（以纽约时报为代表）；对中共威权主义的强烈不适，与理解其情理之中对美国的惧怕杂糅在一起；他欣赏美国右翼对自由的热爱（以比特币至上主义者为代表），但又不喜欢他们对合作和秩序所抱持的敌意。

接下来，巴拉吉总结了 近代历史上的数次政治重组，最终，我们得到了他的当今政治核心模型：纽约时报（NYT）、中共（CCP）、比特币（BTC）构成的三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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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阵营基本上控制着美国，它的无能意味着美国正在走向崩溃。比特币阵营（包括比特币至上主义者和美国泛右翼）有着一些积极的价值观，但对集体行动和秩序的鲜明敌意，让他们无力建设任何东西。中共阵营有能力进行建设，但他们在建设的是一个反乌托邦的监控国家，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无意效仿。而且这三方都过于民族主义：他们从自己国家的角度看待事物，对所有其他人只会无视或加以利用。即使理论上都是国际主义者，他们阐释各自价值观的特定方式，仍让人们难以接受，除了世界上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小部分人。

在巴拉吉看来，网络国家是 去中心化的中心，它将创造出更好的选择。它结合了比特币阵营对自由的热爱、纽约时报阵营的道德力量，以及中共阵营的组织能力，让我们从这些阵营中尽取精华（外加上任何一方都不具备的国际感召力），摒弃糟粕。

这就是对巴拉吉大政治观的扼要概括。它并不是用一些抽象的理论来为网络国家辩护（比如，一些邓巴数，或者集中激励的观点，认为最理想的政治体应该限制在数万人）。相反，这一观点是将网络国家当成对当前世界具体政治状况的回应。

巴拉吉的历史螺旋论：是的，会有循环周期，但也不断会有进步。当下所处的周期，正需要我们伸出援手，去埋葬僵化的旧秩序， 也要去培育出更美好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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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接受网络国家就不得不同意巴拉吉的大政治观吗？

许多读者会觉得巴拉吉的大政治观中有很多方面令人心生疑窦。如果你认为保护弱势群体的「觉醒运动」很重要，也许就不会欣赏那种轻慢的态度，认为它只不过是职业精英权力欲的掩饰。如果小弱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常让你牵挂，比如正在遭受强邻威胁，向外界绝望求助的乌克兰，那么巴拉吉所谓「各国重新武装起来自我防卫，反而可能最好」的 托词 就不能让你信服。

我确实认为，即使不认同巴拉吉的某些逻辑，也仍然可以支持网络国家这一构想，反之亦然。但首先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巴拉吉觉得在问题和解决方案这两者上，他的看法是不可分割的。大致上，巴拉吉对同样的问题热衷已久；在 2013 年所作的题为「终极退出」的演讲中，你就能发现类似表述——即，通过技术的、以退出为主导的措施，来打破美国的制度性僵化。网络国家只是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的最新版本。

讨论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有如下理由：

但这不是看待宏大图景的唯一方式。假如你确实对社会正义的重要性、纽约时报，和美国有信念呢？假如你重视治理创新，但政治观点较为温和呢？那么，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看待这件事：

上述两种视角与很多对巴拉吉式大政治观的异议可以并存。因此，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巴拉吉式的网络国家，我们终究还是不得不讨论网络国家这个理念。尽管不乏谨慎，而且在网络国家如何运作方面的想法不同，但我个人对它的看法是友善的。

加密货币与网络国家有何关系？

在两个方面它们双方存在着一致性：精神层面，「比特币已成为科技的旗帜」；实践层面，是指网络国家具体运用区块链和加密代币的方式。总的来说，我同意这两种观点——虽然我认为巴拉吉的书可以将它们更鲜明的表达出来。

精神层面的一致

2022 年，加密货币成了国际主义自由价值观的旗手，而其它堪此重任的社会力量如今难以寻觅。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本质上就具有全球性。大多数以太坊开发者都在美国以外，住在遥远的欧洲、台湾或澳大利亚之类的地方。NFT 已经给 非洲 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艺术家们带去了独特的机遇。在人类证明（ PoH）、Kleros 和 Nomic Labs 等项目上，阿根廷展示了超越自我的实力。

很多地缘政治玩家越来越只顾自身利益，与此同时，区块链社区依旧代表着开放、自由、抗审查和可信中立。这进一步强化了它的全球吸引力：你不必非得钟爱美国霸权，也可以爱上区块链和它背后代表的价值观。这都让区块链成为巴拉吉期望构筑的网络国家愿景的理想精神伴侣。

实践层面的一致

但是，如果离开区块链的实用价值，精神层面的一致就缺乏意义了。巴拉吉给出了大量的区块链应用案例。他青睐的概念之一是将区块链作为「记录账簿」：人们可以在链上给各类事件盖上时间戳，创造出一个全球范围的人类「微观历史」的可信记录。他接着举了其他例子：

Zcash，Ironfish 和 Tornado Cash 等零知识证明技术，为人们选择公开的内容提供链上证明，而不必披露其它隐私。域名系统，如以太坊域名服务（ENS）和索拉纳域名服务（SNS）给链上交易附加了身份信息。注册系统则在纯粹的交易层级之上，提供了抽象化公司的链上代表，比如财务报表，甚至是像 DAO 这样完全可编程的公司等价物。加密凭证、非同质化代币（NFT）、不可转让代币（NTF），以及灵魂绑定代币（Soulbunds），允许将非金融数据上链，比如文凭，或者背书。

但所有这些与网络国家又有什么关系？我可以用加密城邦构想内的一些具体例子来加以说明：发行代币；发行 CityDAO 风格的居民 NFT；将区块链与零知识证明加密算法相结合，开展确保隐私保护的投票，还有很多。区块链是加密金融和加密治理的乐高组件：在实现透明的协议规则来治理公共资源、资产和激励方面，它们都是非常有效的工具。

但我们也需要考虑得更深一层。区块链和网络国家有一个共性，他们都试图「创造一个新的根」。一家公司则不是一个根：如果内部发生纠纷，它最终要通过国家的法院系统来解决。另一方面，区块链和网络国家正在试图成为新的底层根系。它并不要求你有那些绝对的「没人能拿我怎么着」的主权式理想，这类的理想大概只有那五个拥有高度自足的国民经济和/或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才能实现。个体的区块链参与者在国家监管面前当然是脆弱的，而网络国家的飞地更有甚之。但区块链至少尝试着成为非国家层面的最终纠纷裁决者（要么通过智能合约的逻辑，要么通过自由分叉）。它是唯一这么做的体系，这让它成为网络国家理想的基础设施。

我喜欢巴拉吉愿景的哪些方面？

无可避免地，信奉「私产至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遭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在公共物品资助方面表现出的无能为力。有鉴于此，二十一世纪任何成功倡导自由的计划，都不得不成为一个混合体，即，至少包含一个用来解决起码 80% 此类问题的大妥协式方案，而将剩下的问题留给独立个体的积极行动。它可以是某些对抗经济权力和财富集中问题的严格措施（例如，每年对所有物品征收 哈伯格税），可以是 85% 的 乔治主义土地税，也可以是全民基本收入（UBI），还可以强制规模足够大的公司采用内部民主制，或者其他任何提议。不是所有的都能成，但你需要一些激进的东西才能有起码的胜算。

基本上，我习惯了左翼的大妥协方案：某些形式的平等和民主。而另一方面，巴拉吉的大妥协方案感觉上更偏右翼：享有共同价值观的本地社区、 忠诚度、宗教性，构筑物理环境来鼓励个人自律和勤勉工作。这些价值观的实现方式带有很大的自由论和技术进步色彩，它不是围绕着土地、历史、种族和国家来组织的，而是围绕云端和个人选择，虽然如此，却依然是右翼的价值观。这种思考方式对我有些陌生，但我发现它非常迷人，而且重要。典型的「富裕白左」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将是他们的损失：这些更加「传统」的价值观事实上非常流行，即使在 一些美国少数族群中 也是如此，而且，在非洲和印度这样的地方受欢迎的程度更甚，这些正是巴拉吉试图建立起根基的地方。

但我这个正在写书评的白左怎么想呢？网络国家真的让我动心了吗？

我肯定想搬去「Keto Kosher」——那个沉浸型的、专注健康生活方式的网络国家。当然，我可以专门去找有很多健康方式的城市生活，但一个集中的物理空间让事情变得简单多了。甚至只是周边围绕着有相似目标的人群，这样的激励就足够吸引人了。

但真正有趣的是治理上的创新：运用网络国家实现现行规则下无法实现的组织方式。你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其背后的目标：

1、创造新的监管环境来让居民拥有不同于主流的选择。比如，「自由裸体」区域，或者一个在安全和便利之间做出不一样取舍的区域，或者，拥有更多合法精神类药物的区域。

2、创造新的监管机构，使之在相同的关注点上的服务效率高于现有机构。比如，与其通过监管特定的行为来改善环境，可以干脆征收 庇古税（译注：对任何产生负外部性的市场活动征税）。与其用许可证和预审批制来约束诸多事项，可以 强制购买责任险。可以运用 二次方投票 来进行治理，用二次方融资来为当地公共物品提供资助。

3、你所作的任何特定的事，在某些司法官辖区内都可能是允许的。通过增加这样的机会来反抗监管体制中的泛保守主义，比如，机构化了的生物伦理学已经变成了一项臭名昭著的保守事业。在这样的体制下，医学实验出差错死了 20 个人是一场悲剧，但是由于不能及时批准 救命的药品和疫苗，导致 200000 人丧生，却只能是个统计数据。允许人们选择加入能容忍更高风险的网络国家，将是成功的反抗策略。

整体上，在以上所有三个方面我都看到了价值。第一个方面的大规模机构化，可以让世界更加自由的同时，也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对某些事物更高程度的管制，因为他们知道，总有其它区域可以做一些被禁止的事情。总的来说，我认为第一方面隐含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社会技术型」社区在更好的治理、更好的 公共讨论 方面产生了许多好点子，但如何更好地筛选社会技术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我们并不想单单将现有的社会关系图谱拿来，在其中寻找能让人们取得共识的更好的方法。我们还想对社会关系网本身进行变革，拉近彼此适配的人，创造出更多不同的、能让人们保持各自独特性的生活方式。

第二方面让人振奋，它解决了政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初创企业的早期阶段有些像后期阶段的迷你版，但政治领域不同，其早期阶段是公共论说的游戏，经常选出与实践运作中迥异的东西。如果在网络国家中治理构想能常常付诸实现，我们就可以摆脱巧言善辩的「自由主义空谈者」，转而成为更加平衡的「自由主义实干家」，各种理念的成败将取决于它们在小规模实践中的表现。我们甚至可以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为那些希望每年自动参与一项新治理实验的人们创造一个区域，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第三方面当然牵涉到更复杂的道德问题：无论在你看来，陷入瘫痪或正缓慢滑向事实上威权制的全球政府是更大的问题，还是有个什么人发明了邪恶的科技，将我们通通毁灭更危险。我基本上算是第一阵营的；我所担忧的前景，是 西方和中国都变成某种低增长的保守主义；我热衷于看到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不善限制了一些事情的执行力度，比如全球版权保护法；我还担忧，未来的监控技术，将导致全球陷入一种高度自我强化的、无法摆脱的可怕的政治均势。但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咳咳，怀有敌意的人工智能的风险）我是敬而远之的......但到这里我们算是进入了我反馈的第二部分。

巴拉吉的构想里哪些是我持保留态度的？

我最担心的有四个方面：

  1. 关于创始人——为什么网络国家需要一个公认的创始人，这很关键吗？
  2. 如果网络国家最终只服务于富裕人群怎么办？
  3. 仅仅「退出」不足以稳定全球政治。但如果退出是所有人的第一选择，会发生什么？
  4. 更普遍的全球负外部性怎么办？

「创始人」这件事

通览全书，巴拉吉坚持认为「创始人」在网络国家中的重要性（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初创社会：你建立一个初创社会，直到足够成功获得外交承认变成网络国家）。巴拉吉明确的将初创社会创始人形容为「道德企业家」（moral entrepreneur）：

这些展示很像初创公司的推销文案。但作为初创社会的创始人，你不必像科技公司创业者那样，告诉投资人为何这项创新更好、更快、更便宜。你是一位道德企业家，描述的是潜在的未来，居民有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告诉他们某件事情整个世界都搞错了，而只有你的社区能修正过来。

创始人将道德直觉和从历史中得来的经验教训结晶为具体的哲学，而其道德直觉与该哲学相吻合的人，将会围绕着这个项目凝聚到一起。在早期阶段这很合理——虽然它绝对不是启动初创社会的唯一方式。但发展到后期会发生什么呢？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脸书的初创阶段作为中心化的创始人或许有其必要，但他作为亿万市值（和数十亿的用户）的公司掌舵人就是另一回事了。或者，巴拉吉的眼中钉，掌管着「纽约时报」的第五代世袭白人奥克斯-苏兹伯格王朝（Ochs-Sulzberger），又怎么说？

小东西的中心化很好，但巨大的东西也中心化将非常可怕。鉴于网络效应的现实，再次退出的自由是不充分的。在我看来，如何寻找到创始人控制之外的运转方式很重要，而巴拉吉在这一问题上花的心思太少了。「公认的创始人」被内置在了巴拉吉式网络国家的定义中，但通往广泛参与式治理的路线图却没有。这不应该。

那些不富裕的人群怎么办？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国家对于「科技人才」持更加开放的政策。已经有 42 个国家推出了数字游民签证，有 法国科技签证、新加坡的类似项目、台湾的黄金签证、迪拜的 计划 等等等等。这对于有技能的职业人士和富裕人群当然很好。逃离中国科技镇压和防疫封锁（或者是道义上不同意中国政府 其他政策）的百万富翁们，只需要花上几十万美元 买另一本护照，就可以同样躲开 全球对于中国人和其他低收入居民的系统性歧视。但普通人呢？在缅甸面临极端处境的罗兴亚（Rohingya）少数民族怎么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一条进入美国或者欧洲的途径，更别说买一本护照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网络国家概念中潜在的悲剧。一方面，我真切感受到「退出」是二十一世纪全球人权保护的最可行策略。其他国家在镇压少数族群时你能做什么？你无能为力。你可以制裁他们（但经常是 无效的，甚至给你所关心的人群带来 毁灭性后果）。你可以尝试去侵略（面临同样的指责，甚至更糟）。「退出」是更一个人道的选择，遭受人权迫害的人们可以收拾好行装，去到更友好的栖息地，而且，如果是一群人协调一致行动，还不用牺牲掉赖以维持友谊和经济来源的社区。另一方面，如果你错了，你所批评的政府对人们并没有那么压迫，人们就不会离开，一切都很好，没有饥荒，也没有轰炸。这一切都很美好，除了......当人们想要退出时，没有人在另一边接应他们，整件事情就完蛋了。

答案是什么呢？老实说，我看不到。网络国家的一个好处是他们可以建在贫穷国家，然后吸引海外的富裕人群，这有助于当地经济。但对于想要离开穷国的人来说，这并没有意义。在现有主权国家中以传统的政治行动来推动移民法案松绑，可能是唯一选项。

无处可逃

在俄罗斯 2 月 24 日刚入侵乌克兰的时候，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写了一篇重要博文，阐述了这场入侵应该给我们的思想带来道德反省，其中题为「无处可逃」一章尤其令人震撼。引用如下：

虽然「退出」在本地层面有用——如果旧金山运转失衡，你可以搬到奥斯汀或者其他科技城——但在国家层面，这根本行不通，事实上也历来如此——有钱的币圈人搬到比如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或波多黎各这样的地区，但仍然高度依赖于功能强大的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和机构。但俄罗斯正在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战略注定要失败，因为归根到底，我们无处可逃。跟以往的时代不同，如今大国的长臂管辖，可以触及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如果美国崩溃，你不能只是搬到新加坡，因为过不了几年，你就得向你的中国新主人屈膝。如果美国崩溃，你也不能只是搬到爱沙尼亚，因为过不了几年（几个月？），你就得向你的俄罗斯新主人屈膝。而这些新主人，将不会有丝毫兴趣保证你的个体自由和财产安全......所以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美国不崩溃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有可能面对这样的反驳：确实，如果所有乌克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退出」，乌克兰早就崩溃了。但如果俄罗斯也更倾向于「退出」，所有俄罗斯人就会在入侵的一周内全都撤离。普京将孤零零地站在卢甘斯克（Luhansk）的荒野里，独自面对一百米外的泽连斯基，普京高喊着让泽连斯基投降，泽连斯基回道：「就凭你？你的伙计们在哪儿？」（泽连斯基当然可以在公平的一对一搏斗中胜出）。

但事情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风险在于，如果润学变成了追求自由的主要方式，社会就会从珍视自由变成润学风行，但中央集权国家将会审查和压制这些冲动，采取对国家无条件忠诚的军国主义态度，并蛮横对待所有其他人。

那些负外部性怎么办？

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较少监管的创新实验室，分布在全球各处，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世界对危险事物更加难以防范。这引申出一个问题：要相信巴拉吉主义，是否必须先相信这个世界的负外部性问题不大？这个观点与「脆弱地球假说」（Vulnerable World Hypothesis，VWH）相对立，该假说认为，随着科技进步，一个或几个疯子杀死上百万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容易。为了防范这种极端灾难甚至灭绝场景出现，全球威权式的监控或许成为必需。

专注于个人自卫技术也许是条出路。当然，在一个网络国家的世界里，我们不可能有效禁止功能增益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但我们也可以运用网络国家开辟一条道路，让这个世界采用优质的 高效空气过滤器、远紫外光、早期检测 基础设施 和快速研发、部署疫苗的通道，不仅能击败新冠，甚至更加凶险的病毒。这个 八万个小时的节目 阐述了一个解决生物武器威胁的乐观场景，但这不是解决所有技术风险的通用方案：至少，并没有自卫的手段可以抵御超级智能的恶意 AI 把我们杀光。

自卫技术当然很好，而且可能是价值受到低估的资助领域。但想仅仅靠这个解决问题并不现实，比如要 禁止屠宰机器人，跨国合作是必需的。所以，我们确定需要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即使网络国家比今天的主题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y）拥有更多的主权，这个主权也不应该是绝对的。

非巴拉吉式的网络国家

阅读《网络国家》让我想起了十年前读过的另一本书：大卫-德-乌加特（David de Ugarte）的《族群：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民主》（Phyles: Economic Democracy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乌加特讨论了与围绕价值观建立的跨国社区类似的设想，但它有更重的左翼倾向：他假想这些社区将会是民主的，受到 2000 年初的网络社区和十九、二十世纪的合作社及工作场所民主的多重启发。

通过观察乌加特的形成理论，我们能最清晰地看到两者的区别。由于我已经花了大量时间引用巴拉吉，接下来我将给乌加特一段较长引用，以示公平：

博客圈是身份和对话的海洋，处于不断的交叉繁殖和变动之中，而强大的社会消化系统，周期性地提炼出具有自身语境和独特认识的稳定群体。

（这个群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了一个对话型社区，并在我们所说的数字犹太复国主义（digital Zionism）中扮演起了重要角色：他们开始沉淀到现实中，成员之间建立起共同认知，比起想象的共同体（国家、阶级、聚落）中的传统想象，他们更具身份认同感，仿佛这是一个真实的社区（朋友圈、家庭、公会，等等）。

其中一些身份认同强烈且紧密的对话型网络，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的经济循环系统，且有着清晰的示例——或许不止一个——这让培育社区自身的自主性成为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威尼斯网络」（Neo-Venetianist networks）。他们诞生于博客圈，是骇客工作伦理的继承者，在理念世界里穿行。这就是我们在本书第一章里提到的经济民主。

与传统的合作主义不同，「新威尼斯网络」并非来自真正的邻近社区，他们的本地连接并不产生认同。比如，在印第安诺基金会（Indianos' foundation）中，有位于两个国家和三个自治区的居民，而基金会又是两个相隔百公里开外的公司创立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巴拉吉式的观点：共享的集体身份，但围绕着价值观而不是地理位置，从线上的论坛社区开始，逐步落实成型，进而占据经济生活的一大部分。乌加特甚至和巴拉吉用了一模一样的隐喻——「数字犹太复国主义」。

但我们也能看到关键的区别：没有单一的创始人。初创社会由单个个体的行动来建立——将直觉和思维脉络整合成一套内在一致的正式哲学，而乌加特的族群（Phyle）则是开始于博客圈的对话型网络，然后直接转换成一个随时间推移积累越来越深厚的群体——与此同时保持它的民主和横向的性质。整个过程更加有机，完全不是由某个个体的行动引导。

当然，我看到一个直接的挑战，就是这种结构所固有的激励问题。一种对族群（Phyles）和网络国家（The Network State）可能并不公平的总结是：「网络国家」试图用 2010 年代的区块链技术作为模型来构想如何重新组织人类社会，而「族群」试图采用的模型是 2000 年代的开源软件社区和博客。开源有激励不足的缺陷，而区块链有过度激励和过分集中激励的问题，但这意味着某种中间道路或许是可能的。

有没有中间道路？

到目前为止，我的判断是网络国家非常出色，但这还远不是一个可行的大妥协方案（Big Compromise Idea），可以填补所有的漏洞，建设起我和我的大部分读者们期待见到的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最终，我确实觉得，我们需要引进更多的民主和大规模协同导向的某种大妥协方案，来让网络国家真正取得成功。

以下是我支持的对巴拉吉主义的一些重大调整：

由创始人启动没问题（虽然并非唯一道路），但我们真的需要内置一个「权力移交社区」（exit-to-community）的路线图。

很多创始人希望最终退休，或者开始新事业（基本上一半的加密项目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能够防止网络国家崩溃，或者滑向平庸。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是宪法将对「权力移交社区」提供保障：当网络国家更成熟、更具规模时，更多社区成员的参与将被自动纳入考量。

Prospera（译者注：洪都拉斯的一个特许城市）尝试过类似的事情。斯科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总结道：

当 Prospera 有十万名居民时（现实地说离现在很遥远，即使实验很成功），他们将公投，51% 的大多数可以修改宪章的任何条款，包括将 HPI（译者注：Honduras Prospera  Inc，洪都拉斯 Prospera 公司）完全逐出并成为直接民主政体，或者重新加入洪都拉斯，总之可以是任何决定。

但我会青睐更有参与度的治理形式，而不只是居民有一个「是」或「否」的核选项将政府逐出。

这个过程的另一部分，是我在以太坊的成长中认识到的，就是明确地鼓励社成员更广泛地参与社区的理念和哲学发展。以太坊有它的 Vitalik，也有它的 Polynya：一位网络匿名者，最近他自发地加入进来，开始提供关于扩容技术（rollups and scaling technology）的高质量思考。你的初创社会如何吸引到你的前十位 Polynya？

网络国家的运行应该由非金币驱动（coin-driven）治理来驱动

金币驱动的治理受富人支配，且易受攻击，关于 这一点，我已经 写了 很多 文章 探讨，但还是值得再重复。Optimism 的 灵魂绑定代币（Soulbound）和每人一份的 市民 NFT 是这里的关键。巴拉吉已经承认了非同质化代币的必要性（他 支持金币的锁仓），但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更明确地支持超越股东驱动的治理。这也会产生有益的副作用，因为更民主的治理将更好地与外界保持一致。

网络国家通过外界代表参与治理做出友好承诺

在理性主义者和人工智能友好的社区里，有一个迷人但缺乏讨论的想法：可行决策理论。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其强大的核心思想是：人工智能通过对其源代码做出可验证的公开承诺，实现比人类更好的相互协调，从而解决人类经常失败的囚徒困境问题。一个人工智能可以重写自己来拥有某个模块，以防止它欺骗具有类似模块的其他人工智能。这样的人工智能将在 囚徒困境中 完全地互相合作。

正如我 几年前指出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有潜力做到同样的事。他们可以有治理机制来明确对具有类似机制的其他 DAO 更加友好。网络国家可以由 DAO 来运行，所以这个机制也适用于网络国家。他们甚至可以在治理机制中承诺，将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考虑在内（比如，20% 的选票可以给到随机抽选的主办城市或国家的居民），而不用遵循某个特定和复杂的规定，说必须如何考虑这些利益。一个网络国家如此行事的世界，以及主权国家对网络国家采取明确的更友好政策的世界，可能会更加美好。

结语

我期待看到承载着这些愿景的初创社会，期待看到围绕着健康生活的沉浸式的生活方式实验。我也期待看到疯狂的治理实验：其中公共物品由二次方捐赠资助，所有土地区划法规（zoning law）被一个房产税系统取代，基于附近的居民在实时投票系统上表达支持或反对的比例，使房产税率浮动在每年零到五个百分点之间，而投票系统是 由区块链和零知识证明保证 的。我还期待看到更多能承受更高风险的科技实验，前提是取得承受风险的人们的同意。而且我认为基于区块链的通证、身份和声誉系统，以及 DAO，将会完美地契合进来。

同时，我担心当前形式的网络国家愿景，只能满足那些足够富有可以自由迁徙，并受到网络国家的热切欢迎的人群，而很多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民众将被抛在一边。国际主义是网络国家令人称道的优点：我们甚至有聚焦非洲的 非洲共同体（Afropolitan）。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占全球不平等的三分之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只占三分之一。但是，对于所有国家中的大量人群，这个愿景仍然与他们无关。所以我们还需要做点别的：为了全球穷人，为了想要守卫自己国家的乌克兰人——他们并不愿意只是被塞进波兰呆上十年，直到波兰也被入侵——以及，为了所有尚未准备好迁往网络国家、或尚未被任何一个网络国家接纳的，所有的人们。

网络国家，还需要做出一些修正，以推动更民主的治理，加强与周边社区的积极关系，或许，还要再加上一些如何帮助大众的方式？这是我愿意追求的愿景。